第七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主席旺姆大臣阁下、肯雅塔总统阁下、马西西总统阁下、米兰诺维奇总统阁下、阿比纳德尔总统阁下、博雷罗副总统阁下、贝尔塞联邦委员阁下、各位阁下、亲爱的同事和朋友们：
在继续发言之前，我要先感谢马克龙总统、哈西娜总理和古特雷斯秘书长的视频讲话。
很高兴见到各位。好久不见。两年多来，科技让我们能够继续开会，继续一起工作。但是，没有什么能代替面对面的交流。我期待着这个星期，期待着我们的对话，期待着在我们所有人面临的挑战上取得进展。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把我们的世界搞得天翻地覆。世界经历了巨大的苦难，并且仍在经历这种苦难。我知道过去两年对你们和我们共同服务的人民来说是多么艰难。
人们失去生命、亲人和生计；卫生系统已经紧张到极点，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出了极限；卫生工作者在极端环境下工作。有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有人因压力和沮丧而退出；社区生活遭到巨大破坏，学校和工作场所关闭，孤立和焦虑的负担沉重。
各国政府一直处于风暴的中心，面临着多重挑战：保护本国人民的健康和权利；在不确定性面前提出令人放心的建议；抵制错误和不实信息；获得疫苗和其他工具。你们经历的比我提到的更多。
感谢你们所有人努力保护你们的社区，并与世卫组织秘书处和我们的伙伴合作，保护世界各地的其他人。
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卫生危机已经持续两年多，我们现在境况如何？全世界已向世卫组织报告超过 600 万 COVID-19 死亡。但是，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对超额死亡的新估计数要高得多，几乎有 1500 万人死亡。自今年一月奥密克戎病毒株导致的疫情高峰以来，报告病例数量显著下降。报告死亡数量处于 2020 年 3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许多国家已经取消所有限制，人们的生活看起来很像大流行之前。
那么，大流行是不是已经结束？不，绝对没有结束。我知道这不是你们想听到的话，也绝对不是我乐于传达的信息。毫无疑问，我们确实已取得进步：全世界 60%的人口接种了疫苗，这帮助减少了住院和死亡，使卫生系统能够应付，社会能够重新开放。
但是，在世界各地的疫情都结束之前，大流行不会结束。各区域近 70 个国家报告的病例又在增加，而全世界检测率已经大幅下降。
在非洲大陆，也是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大陆，报告死亡人数正在上升。
这种病毒在每个转折点都让我们感到惊讶——风暴一次又一次地席卷社区，而我们仍然无法预测它的路径或强度。我们放松了警惕，而这只会危害我们自身。
传播增加意味着更多死亡，特别是未接种疫苗者的死亡，也意味着出现新变异株的更大风险；检测和测序的减少意味着我们在病毒的演化面前挡住了自己的眼睛；较低收入国家仍有近 10 亿人没有接种疫苗。
只有 57 个国家已经为 70%的人口接种疫苗，它们几乎都是高收入国家。我们必须继续支持所有国家尽快实现 70%的疫苗接种率，包括 60 岁以上人口实现 100%接种、卫生工作者实现 100%接种和有基础病的人实现 100%接种。
疫苗供应有所改善，但接种速度没有跟上。我们看到，一些国家铺开接种工作的政治承诺不足。正如肯雅塔总统所说，这是由于最初缺乏公平获取疫苗的政治承诺所造成的。我们看到，一些国家的运营或财政能力存在缺口。我们还看到，所有国家都存在由错误和虚假信息驱动的疫苗犹豫现象。
世卫组织目前的主要关注点是支持各国尽快将疫苗转化为接种。然而，我们仍然看到检测试剂盒和治疗方法供应不足、资金不足、获取途径不足。
大流行不会神奇地消失。但我们可以结束它。我们有知识。我们有工具。科学已经让我们占了上风。
我们呼吁尚未达到 70%疫苗接种率的所有国家承诺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并优先为所有卫生工作者、所有 60 岁以上的人和所有面临更高风险的人接种疫苗。
我们呼吁已经达到 70%接种率的国家支持那些尚未达到的国家。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继续开展监测和测序。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做好准备，必要时重新采取和调整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尽快恢复基本服务。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与本国社区合作，建立信任。
当然，这场大流行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危机。在我们发言时，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同事正在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病毒病疫情、猴痘和不明原因肝炎以及阿富汗、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南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克兰和也门的复杂人道主义危机。我们面临着疾病、干旱、饥荒和战争的可怕融合，而气候变化、不平等和地缘政治竞争又助长了这种融合。
大家知道，本届卫生大会标志着我作为总干事的第一个任期的结束。执行委员会决定提名我再次担任总干事，这让我感到惶恐。
回顾过去五年，我曾两次到访战区。2017 年 7 月，我第一次以总干事身份访问也门，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深陷内战泥潭。在那里，我遇到一位母亲和她营养不良的孩子。她们花了几个小时才到我在萨那参观的卫生中心。这位妇女瘦得皮包骨头，乞求医务人员提供诊疗——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她的孩子。
两周前，我在乌克兰，到访被炸的医院，会见卫生工作者。我还访问了波兰一个难民接待中心，在那里我遇到来自马里乌波尔的一位母亲，她告诉我，炮击开始时，她年幼的女儿非常害怕。她对女儿说：“别担心。这只是一场暴风雨，会过去的。”
在我们位于利沃夫的仓库里，我拿过世卫组织准备投放的儿童用拐杖。孩子就是孩子，这是只有在运动或爬树受伤时他们才应该需要的工具——而不是被炸弹炸伤时。我遇到一些失去亲人、失去家园和失去安全感的人，但不论如何，他们并没有失去希望。
在也门和乌克兰，以及我在第一个任期内访问过的其他国家，我看到冲突对卫生系统及其服务对象造成的深刻后果。战争比大流行更能动摇和粉碎先前稳定社会的基础。
它剥夺整个社区的基本卫生服务，使儿童面临疫苗可预防疾病的风险，使妇女面临更大的性暴力风险，使孕妇面临不安全分娩的风险，使患有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人得不到他们所依赖的救命服务和治疗。
它留下的心理创伤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愈合。对我来说，这不是假设或抽象的；它真实存在，是切身感受。我自己就是经历过战争的孩子。
枪声和炮弹呼啸而过的声音；枪炮过后烟雾的味道；夜空中的曳光弹；恐惧；痛苦；失去——这些东西伴随我一生，因为我从小就处于战争中。
就像我在也门和乌克兰遇到的那些母亲一样，我母亲关心的是保护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的安全。晚上听到枪声时，她会让我们睡在床下，再在那张床上铺上更多的床垫。所有的孩子都挤在床下。她希望，如果炮弹落在我们的房子上，我们或许能得到保护。
1998 年，埃塞俄比亚再次爆发战争，我的孩子们不得不在掩体里躲避轰炸，我再次感受到为人父母的那种恐惧。本来我正在诺丁汉读博士，但却返回埃塞俄比亚，因为我担心我的家人和同胞。也许你们还记得 1998 年发生的事。我现在又一次感受到同样的痛苦和失落，我的祖国又一次发生战争。我不仅是战争的孩子，战争一直跟着我。
但我的故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它就像其他许多人的故事一样。这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他们没有发动战争，他们对战争没有责任，但却因战争而受苦。
战争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更糟糕的是，它为疾病传播创造了条件。事实上，战争、饥饿和疾病是老朋友。在拿破仑战争和美国内战中，死于疾病的士兵比死于战争的士兵还要多。
1918 年的流感大流行是史上最严重的大流行，它与当时全世界已知规模最大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发生，这并非巧合。消灭脊髓灰质炎的最后一条战线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最不安全的地区，这并非巧合。
2018 年，埃博拉病毒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相对稳定的赤道省暴发，两个月之后得到控制，而控制北基伍省和伊图里省等不安全地区的疫情用了两年时间，这也并非巧合。在战争爆发的地方，饥饿和疾病紧随其后。
COVID-19 大流行并未引起乌克兰的战争；战争也没有造成大流行病。但现在，它们却交织在了一起。直到今年，乌克兰一直是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方面进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
我们深为关切战争对这些成果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诊所和医院关闭，卫生工作者流离失所，服务中断。
我曾访问过基辅西部马卡里夫镇的一家医院。医院的住院部在一次导弹袭击中遭到损坏，初级保健科室则被完全摧毁。而且，不只有乌克兰是这样。
经世卫组织核实，今年以来在 14 个国家和领土发生了 373 起针对卫生事业的袭击事件，共造成 154 名卫生工作者和患者死亡，131 人受伤。
甚至连世卫组织也成为攻击目标。2019 年，我们的同事 Richard Mouzoko 博士和Belinda Kasongo 博士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被谋杀，当时他们正在努力保护其他人免受埃博拉病毒病感染。
袭击卫生工作者和卫生设施有违国际人道主义法。而且，也是对健康权的攻击。
在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克兰、也门和其他地方，世卫组织正在冲突地区开展工作，提供药品、设备、培训和技术咨询，以支持为有需要者提供卫生服务：治疗伤员，为孕妇进行安全和支持性分娩创造条件，确保儿童接受常规疫苗接种，并为最困难情况下继续提供拯救生命服务的卫生工作者提供支持。
去年，我曾到阿富汗，在那里，我遇到一些女护士，她们告诉我，她们已经三个月没拿到工资了，但会继续为患者提供服务。世卫组织支付了她们的工资，以便其能够继续提供社区所依赖的卫生服务。
但最终，人们最需要的一味药是世卫组织无法提供的，那就是和平。和平是健康的先决条件。
萨尔瓦多内战期间，每年会宣布三次为期一天的停火，称为“停火日”，以便为儿童接种脊灰、麻疹等疫苗。1990 年，159 个国家签署了一项宣言和行动计划，认可了“停火日”的必要性，阿富汗、科特迪瓦、秘鲁、乌干达和其他地方都采用了这种做法。
没有和平，就没有健康。但同样，没有健康，也不会有和平。
世卫组织《组织法》的拟订者们了解这一点，所以写下了“各民族之健康为获致和平与安全之基本，须赖个人间与国家间之通力合作”。
卫生事业能以公平方式，向社会中的所有人，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从而促进和平。它有助于消除冲突的触发因素，如无法公平获得卫生保健，而这往往会导致被排斥的感觉并引起怨恨。
公平的卫生服务可加强社区信任，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加强卫生系统和建设和平。
例如，“阿拉伯之春”后，突尼斯在世卫组织的支持下，确立了以社会对话促进健康的进程，以此作为突尼斯人表达其健康需求和理念的平台。在斯里兰卡，世卫组织支持了一项名为“Manohari”的基于社区的社会心理干预措施，以减少暴力。在哥伦比亚，世卫组织—泛美卫生组织通过医疗培训，支持具有卫生专业知识的前战斗人员重返卫生系统。
你们将于本周审议的关于健康与和平的决议如获通过，将进一步支持秘书处为在受冲突影响地区实施卫生规划而做出的努力，这些规划也将有助于建设和平。
卫生是各国能够跨越意识形态分歧，共同努力，为共同的问题找到共同解决方案并架设起桥梁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
本周，你们有一个完整的议程——从设计未来的卫生人员队伍，到完成消灭脊灰，再到建立全球卫生安全新架构，以及重新推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
但在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里，所有这些都不可能真正成功。只有当各国努力搁置分歧，在有可能的地方寻求共同点，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协作，在必要时有所妥协并设法寻求和平时，才可能成功。
正如约翰·列侬所说，“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梦想家，但我不是唯一的一个。”因为除非我们去梦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否则，我们将继续在现实世界中醒来。除非我们制定更高的目标，否则，我们将跌落得更低。除非我们播下团结的种子，否则，我们将收获分裂。除非我们努力寻求和平，否则，我们将遭遇战争。
今天以及以后的每一天，我们都拥有选择权——我们要做出选择。今天以及以后的每一天，我们都必须选择以健康促和平，以和平换健康。和平，和平，和平。